王战：解码江南文化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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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文化

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，弘扬江南文化，必须着眼于中国大局，江南文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共同精神家园。而一体化与区域合作、协同发展的差别在于，它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园，大家在文化上需要相互有凝聚力，有认同感。因此，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具有文化上的基础，而且要重视文化上的基础。

原文 ：《解码江南文化》

作者 |上海社联主席 王战

图片 | 网络

从地域文化到全国文化中心

江南文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南宋以前，以历史的角度来说，称之为吴越文化，从地理角度说则是江南文化，属于地域文化。其范围众说纷纭，没有定论。

第二个阶段为南宋。因为当时宋高宗渡江，以临安（今杭州）为行都，中央政权转移到南方，伴随着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的南移，江南文化从原来等同于岭南文化、燕赵文化等地域文化，上升为中国文化中心。虽然2500年以来曲阜一直是孔子的家乡，但随着南宋政治中心的转移，作为王权文化代表的孔家，其中两支也南下，在衢州形成了南孔。

大运河贯通南北之后，带来商业文化的繁荣，这对南方的对外经济交流起到重要作用。丝、茶等的产地都在江南，农业、商业、文化的繁荣多赋江南。因此，从经济的角度，这一阶段的江南文化我称之为运河文化。其实大运河有两种形态。长江以北的大运河是一条人工河，长江以南的大运河则是运河的网，以太湖为中心。本来太湖以东都是湿地，由于农耕经济的发展，开凿了人工河，船运通过这一运输网解决了远距离运输的问题，降低了运输成本，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农业、商业形态，成为推动江南商业、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。

因此，三个中心的南移使江南文化超脱了一般的地域文化概念，这是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，我比较关注南宋以后整个江南文化的发展。其中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，即南宋以后元朝都城重新迁回北京，明朝只是短暂地定都应天（南京），后来又迁都北京。因此，在南宋王朝文化与江南文化是融合的，这主要体现在朱子思想上，他与孔子学说一脉相承。但元朝时曾有过藏传佛教与全真教的辩论，后来忽必烈判定八思巴赢。因此，北京作为元大都在这一阶段承继的文化是藏传佛教，并不是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王朝文化。

由此，江南文化相对脱离了王朝文化，其文化有一个转向，但经济中心依然在江南。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，元以后，江南文化更侧重与农耕社会结合，代表人物为王阳明，他强调经世致用，即为当时发达的江南经济所用，为农耕社会所用。所以我认为，读历史，还要讲历史唯物主义，从其经济社会沿革来看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，从政治的变迁来解读。

红色文化：在海派文化中做出的选择

第三个阶段为海派文化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现在讲“三个文化”，我觉得非常准确，并且具有现实意义。对海派文化的理解应该上溯到晚明，即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，其源头应该是土山湾文化。如果说大运河造就了南宋以后南北文化的一次碰撞，形成了新儒学，形成了高于地域文化的江南文化。海派文化实际就是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。这个碰撞的前兆首先是互通有无，即把中国经典的东西翻译到西方，同时把西方经典的东西翻译到中国。当然，在这之前传教士和旅行家做了很多事情，比如马可波罗的游记等，但系统地把中国经典翻译出去、西方经典翻译进来，则是利玛窦、徐光启等在土山湾做的事情，土山湾文化的传承一直到马相伯、蔡元培。在民国前，西方著作的翻译90%在上海；最早的西方文化传播影响中国，诸如办报纸、杂志以及出版印刷等也是在上海。甚至当时造就了一个历史现象，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半段，东学西渐，对欧洲文化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，经济上涌现了弗朗斯瓦·魁奈的重农学派，文学上伏尔泰改编《赵氏孤儿》等，政治上的科举制度、文官制度等。到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后半段、工业革命之后，东学西渐才由西学东渐所替代。

海派文化作为第三阶段江南文化的代表，主要发生在上海，但不局限于上海，温州、宁波、南通等地均认为他们的地方文化是海派文化。这说明，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源头，与西方文化的一次交流和碰撞。正是因此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，于是有了红色文化。这是海派文化中我们做出的一项选择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不怎么肯定海派文化，甚至一度成为敏感领域。因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囿于种种原因，海派文化往往局限在小圈子里，比如徐志摩、张爱玲、鸳鸯蝴蝶派等，一种不同于乡土文学、以洋里洋气为特征的文化，这对海派文化造成很大的误读。现在重提海派文化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海派文化的正名，即她是江南文化的第三个阶段，以江南文化为源头，是中西文化在近代史上的一次交流、碰撞。而这对中国近代发展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形成了红色文化。

江南文化反哺：中国的文艺复兴

江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反哺功能。大运河打通南北贸易，而水运除了运输成本低之外，还有慢的特点，这带来文化的持续交流，形成了五方杂处的局面。中国的戏剧唯有在上海形成这一特点：北方京戏、广东粤剧、浙江越剧、江苏淮剧及评弹等，在大运河基础上，中国的戏曲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全国的形式，也包括昆曲的北上。

中国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融合，江南文化亦反哺北方文化，从小说、戏剧到酒文化、餐饮文化，不仅仅局限于人文。中国的名酒最早不是茅台酒，而是运河沿途的酒，比如北京的二锅头、江南的女儿红，主要的名酒往往产生在南北交汇碰撞的地方。喝了酒要下菜，所以中国早期的京、鲁、淮扬、苏帮四大名菜诞生。大家坐在一桌，闲聊、听戏，在南来北往交汇的淮安到扬州之间，昆曲为什么会繁荣？在苏州的虎丘《长生殿》唱了三天三夜，这与运河的慢文化有关系，冬天从天黑到深夜有几个小时，咿咿呀呀的水磨调慢慢听、慢慢磨。现在振兴昆曲，难度是很大的，生活节奏不一样了，人们没有耐心和时间。不听戏的时候，往往自己讲故事，相互聊，于是聊出了明清小说，白话文逐步取代了文言文。经查证，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其作者都生活在扬州和淮安之间运河附近。因为中国南方和北方文化存在差异，大家在这里碰撞，形成了很多思想的火花，从而留下了许多文学的典故。建筑方面，北京有苏州桥、昆明湖，这是苏州园林艺术的北上，甚至明清紫禁城的材料以及工匠都是从南方北上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大运河催生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，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只是人文复兴。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6期第6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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